作者： CoyAce

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社会主义则是工人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成为多余的阶级，工人阶级自己占有社会的产品从而实现自我的解放。

因为现代社会中的生产不再是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社会性。

但是资本家忽略了产品的社会性，仍然把生产当作个人的活动，因此理所当然的占有了社会的产品。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于，产品具不具有社会性，若具有社会性却被私人占有就会产生矛盾。

从上述分析可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的产品归社会而不是归资本家。

工人阶级革命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手段。工人阶级首先取得公共权力，利用这个权力把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从而获得社会产品。这样一来生产资料就摆脱了资本属性，生产资料的社会性得以自由充分的实现。

小明已经上大三了，还是没有女朋友。在寝室的哥们的怂恿下，他决定去追一个心仪已久的女生。

一天，他看到那个女生一个人在操场散步，便跟了过去，由于不知如何开口才好，小明心里非常焦急。

眼看那个女生越走越远，他只好从地上捡了一样东西，追上去说：“小姐，这块砖头是不是你掉的啊？”

男友发来信息：“我们分手吧。”

我心一紧连忙回过去：“为什么，我那做错了吗”

男友严肃地说：“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可以磨合，甚至妥协；但是你要是不爱党，不搞‘两学一做’，不懂‘四个全面’，不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对不起，我们没法在一起，这是我的底线”

父亲：“拉莎，为什么还不结婚呢？”拉莎：“找了好几个男朋友，都不满意，等我再挑选一下。”父亲：“你年纪不小了，可要抓紧时间啊！”
拉莎：“放心吧，爸爸，在人生的大海里，鱼多得很！”父亲：“孩子，钓饵放久了，就没味了。”

女人：我要是结婚的话，有一大批男人就会痛不欲生。
男人：你要和多少男人结婚？

某男于酒吧邂逅一美女，犹豫良久后低声问：“能和你谈谈吗？” 该女竟高叫：“不，我不和你睡觉！” 整个酒吧的人都把目光盯在他俩身上，该男非常尴尬，退回自己座位。过会儿，该女走来低声道：“对不起，我是心理系学生，刚才是试验一下人们在尴尬情况下的反应。” 这时，该男高叫：“两百？太贵了！”

儿子战战兢兢地回到家：“爸，今天考试只得了60分。”爸爸很生气：“下次再考低了，就别叫我爸！”第二天儿子回来了：“对不起，哥！”

早上起来看到一则评论，原文是截图。

一楼：大家冷静一些，都过来，听听五楼怎么说？！

二楼：我认为五楼说得很有道理。

三楼：五楼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

四楼：五楼确实说得很好！

五楼：楼上的都是sb。

小彼得自豪地对他的朋友说：“我叔叔是神父，所有的人都称他尊敬的神父。”

小保罗说：“我叔叔是主教，谁跟他说话都称他阁下。”

小拉克乌斯不服气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叔叔体重200公斤。所有的人见了他都喊道：‘噢！我的上帝！’”

“笑”和 “话”是两个很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笑”死掉了，“话”跪在他的坟墓旁边，哭着说：“呜……我好想笑喔……”

一男孩对一女孩说：“我追你，好不好？”女孩红着脸害羞地说：“讨厌，好啦……”男孩高兴地说：“那你跑吧！” 

美女被80后抢了，地位被70后占了，钱被60后赚了，我们90后还有什么？ 

两男生同时向一女生表白，女生淡定道：“你们周游世界后再回来跟我说。”    一男生立马收拾包裹准备出发。  
另一男生绕女生转了一圈，说出历史性的一句：“你就是我的世界。”

如果你的价值观是僵化的，你就无法接受任何新的事实。

如果你的价值僵化了，你所能做的就是放慢脚步——不论你愿不愿意，你必然会慢下来——但是你要做的是刻意放慢脚步，然后重新审视过去你认为重要的事物是否仍然重要……只需要静静地注视着机器，这么做没有什么问题，静静地和它相处一阵子，用你注视鱼线的方式注视着它，不久你一定会看到鱼线在动。车子会用谦虚而微弱的声音询问你，是否对它的问题感兴趣。这是世界上到处都会发生的状况，所以要对它感兴趣。

首先要明白，这些新的事实并不一定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你的问题也未必如你以为的那么严重。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说，这些事实没那么重要。但你也不要小瞧它们。它们也许不是你眼下需要的——当然，你要非常确定才能忽略它们——但是，常常在你正要忽略它们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个它们的小伙伴正站在它们旁边，它们正盯着你，看看你是否准备对它们做点什么。在这些小伙伴中，可能就有真正需要的事实。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往往比你原先所想的修理摩托车更有意思。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你就不再只是修理摩托车的技师，同时也是研究摩托车的科学家，这时就完全跳出了价值僵化的陷阱。

随便举维修摩托车的各种例子都适合，但是我想到的最佳例子是南部印第安人抓猴子的故事。抓猴子的方法之所以有效，就是利用了价值僵化。首先猎人把挖空的椰子用绳子绑在一根木头上。椰子里面放了一些米，通过一个小洞就能摸到。由于洞很小，猴子只能把手伸进去。而当手中握了米，就很难拽出来。所以要抓猴子，就是靠它僵化的价值。它不会衡量自由和拥有白米孰轻孰重。现在，村民们走来了，要把它逮到笼子里带走了。他们越走越近，就要抓住它了！在这个时刻，如果能对这只可怜的猴子说些什么，不是具体怎么做，而是一个一般性的建议，你会怎么说？

我猜，你能说的恰恰正是我就价值僵化问题所说的，唯一的不同是，你得说快点。首先，这只猴子应该知道一个事实：如果它把手松开，它就自由了。但是它要怎样才能知道这个事实呢？那就是避免价值的僵化。不要再认为白米比自由重要。它要怎样才能明白这一点呢？它应该慢下来，在椰子旁边走走，看看它原先认为重要的是否仍然重要，不久它就会看到鱼线在抖动，线的那一端有一个很小的事实正试图唤起它的注意，它应该思考一下这个事实，但不是从吃饱肚子这个问题出发。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它认为的那么严重，那个事实也可能并非它以为的那么无关紧要，这就是你能对它说的

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用一句话来概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了这点精神，无产阶级就不好惹。否则就有变成受虐狂的危险。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认为美国人占领国会，香港人占领中环，德国人围堵柏林是因为没有文化。教员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倡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者提倡自力更生，后者提倡大无畏。

毛泽东认为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二是搞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提马克思主义呢？无产阶级文化是道，马克思主义是术。无产阶级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大概是这样。即使“造反有理”，不敢造反有理也没用。

所有的教育都是非人的，因为没有强制和恐吓就没有教育。

利奥塔

在他成为原告的同时，他仍然是受害者。他有办法确认自己就是受害者吗？没有。因此，你怎么知道他是受害者？什么法院可以进行审判？事实上，异识不是一个诉讼问题。经济法和社会法可以解决经济和社会伙伴之间的争端，但无法解决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异识。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合格的语位，或者通过怎样的确认程序，工人可以提请劳资仲裁委员会注意，他们屈从于自己的老板，每周工作那么多小时来换取薪酬，这种行为不是一种商品呢？劳动者已经被设定为某样东西的所有者。他成了被告，担负着证实不存在的责任，或至少是证明（商品）非其属性的责任。而反驳他也很容易。劳动者属性——“他是什么”——似乎只能用经济和社会法之外的语言来表达。在经济和社会法的语言中，一个人只能表达他所拥有的东西；如果他什么也没有，那么这种“什么也没有”要么得不到表达，要么以一种可证明的方式来表达，仿佛他有什么一样。如果劳动者想展现自己作为劳动力的本质，这个（诉讼）法庭无法听到他的声音，因为它无法胜任。这种“无法证明的”情况表明了“异识”的存在。控诉的人可以被听到，但是，受害者本人，即便可能与前者是同一个人，却被迫陷入沉默。

利奥塔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相当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了多久就又发现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着它而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专偶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此外，文明时代还有如下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实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后也能够据以处理自己财产的遗嘱制度。这种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冲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伦时代之前还没有过；在罗马，它很早就已经实行了，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德意志人中间，这种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为的是使诚实的德意志人能够毫无阻碍地将自己的遗产遗赠给教会。

  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

  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各个家庭首长的财产，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不过，基本上，这一过渡一定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便发生了对家庭的革命。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畜群是新的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交换来的商品和奴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时谋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了男子；妇女参加它的享用，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份儿。“粗野的”战士和猎人，以在家中次于妇女而占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和的”牧人，却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而妇女是不能抱怨的。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一分工仍然和以前一样，可是它现在却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纯粹是因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经不同了。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了解到私有制的起源是社会分工。要消灭私有制，就应该消灭私有制存在的基础，即消灭劳动分工。强行改私有制为公有制的结果是公有化后又重新私有化。比如苏联解体是一次私有化过程，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斗争是对的，消灭私有制是对的，怎么消灭私有制是存在问题的。

比如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原因是：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消除了这一劳动分工，妇女得以解放。工人的解放也应该寻求自强，不要满足于寄生性的劳动。

希特勒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后的目的，是在毁灭一切不是犹太民族的国家”。这句话虽然很夸张，但是有一些启发。论剥削本领，国际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官僚垄断资本>民族资本。原因是国际金融资本掌握在犹太人手里，在德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犹太人。列宁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是有消灭民族资本的倾向的。消灭民族资本后，胜利的果实会落入国际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和官僚垄断资本手中。

猜想：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国际金融资本及其代理人功不可没，因此要使之解体并重新私有化也是比较容易的。这样一来，希特勒的说法也就有了几分道理。

由此可知，与解决私有制这一现象相比，怎么维持住公有制是一件难度更大的事情，难点在于怎么消灭私有制存在的基础。容易想到的途径有两种：1、消灭私有观念（提倡无私） 2、消除劳动分工（提倡自强和全面发展）

反对教条主义

企图“调和”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相信反动的哲学教授，他们既然相信了，也就沿着斜坡滚下去了。他们企图发展和补充马克思学说的那些手法是很不高明的。他们读了奥斯特瓦尔德的著作，就相信奥斯特瓦尔德，转述奥斯特瓦尔德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马赫的著作，就相信马赫，转述马赫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彭加勒的著作，就相信彭加勒，转述彭加勒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的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的说来，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

Excerpt From《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研究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举行进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说的，这个结论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奉行的准则。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研究，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当时各国机会 主义者都抱住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 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变成木乃伊。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如果他在理论上没有足够的勇气抛开马克思主义的旧结论，而代之以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结论，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失去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开始衰退，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机会主义并不总是意味着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机会主义有时还表现在企图抱住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不放，把它们变成教条，以便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从而也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Excerpt From《联共党史简明教程》312页

有些人在谈论科学。他们说:科学上的规定，技术指南和技术规则的规定，是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要求矛盾的。但是，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哪一种科学呢?科学上的规定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象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那它对于人类早就没有作用了。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经验和实践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譬如说，不会有天文学，而直到现在还会信奉陈腐不堪的托勒密体系了;那我们就不会有生物学，而直到现在还会迷信上帝造人的神话了;那我们就不会有化学，而直到现在还会相信炼金术士的预言了。

Excerpt From 《斯大林全集》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订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

Excerpt From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 幼稚病》

假定您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您把钱、身分证、手枪、汽车都给了他们，于是您摆脱了这次幸遇。这显然是一种妥协。“Do utdes”(“我给”你钱、武器、汽车，“是为了你给”我机会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坐上汽车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一种妥协。

Excerpt From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 幼稚病》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千万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

Excerpt From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Excerpt From 列宁《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Excerpt From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
........
......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
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可笑的。

Excerpt From 列宁《论策略书》

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可能性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我们的（党的）决议正是这样的。

Excerpt From 列宁《给恩·德·基克纳泽》

......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

Excerpt From 列宁《政论家札记》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描述，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果的客观政治环境。

Excerpt From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有另外的见解，我们不应当谈论太一般的太容易遭到资产阶级歪曲的关于“全民资产阶级革命”的言论，而应当分析一定的阶级和政党在各个不同的革命时期的具体地位。......

Excerpt From 列宁《革命界的庸俗习气》

随着革命的进展，随着革命任务的增长，能够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的阶级和人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谁要是忘记这一点，谁就会犯大错误。......

Excerpt From 列宁《革命界的庸俗习气》

......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困难，应该唤起无产阶级的拥护者更仔细更具体地研究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

Excerpt From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生活，而不是背诵一些早已失去意义的关于一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词句。
Excerpt From 列宁《论策略书》

所谓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就是说，一个置身于共产党内而还没有被清洗出去的人，以为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就能完成他的一切任务。......

Excerpt From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

列宁一再告诫我们，不要采用这样“刻板的方法，不要把策略的法则、斗争的法则这样机械地平均化、同等化”。这一告诫现在是特别中肯的，因为问题是我们在和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为着大资本的利益，非常巧妙而狡猾地利用群众的民族情感和偏见以及群众反资本主义的倾向。我们必须彻头彻尾地从各个方面去了解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毫不迟延地反抗他的阴谋诡计，发现他的秘密行动，准备随时随地打退他的进攻。我们甚至必须毫不踌躇地项敌人学习，倘若那样做就能帮助我们更迅速而有效地扭断敌人的脖子的话。

如果要给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规定出法西斯发展的任何一般公式，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样一个公式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反而会阻碍我们进行实际的斗争。其他一切姑且不论，这样做，结果就会不加区别地驱使某些部分的人投入法西斯阵营，而这些部分的人如果得到适当的对待，在一定发展阶段中，是会被带到反法西斯斗争中来的，或者至少是会保持中立的。

Excerpt From 季米特洛夫《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

......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基督徒脑子里的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

Excerpt From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反对机会主义

什么是机会主义？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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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

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这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工作，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毕竟大不相同。不仅不同，他们之间还横着一道鸿沟，因为他们的工作方法正好相反。

第一派通常只限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善于或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善于或不愿意实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活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的 公式。他们的活动不是以经验，不是以考虑实际工作为基础，而是以摘引马克思的词句为基础。他们不是从分析活的现实，而是从模拟和历史比拟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言行不一——这就是这一派的主要毛病。 因此，他们灰心失望，永远抱怨命运，命运也总是愚弄他们，使他们 “上当”。这一派的名字是孟什维主义(在俄国)，机会主义(在欧洲)。 梯什科(约吉赫斯)同志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 派，说他们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第二派恰巧相反，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规定适合环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环境改变时就改变这些方法和手段，这一派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这一派不是从历史模拟和历史比拟中，而是从研究周围条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他们的活动不是凭借引证和格言，而是凭借实践经验，依据经验来检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用自己的错误来敎育自己并敎导别人建设新生活。这其实也就说明在这一派的活动中为什么言行是一致的，为什么马克思学说完全保持着它的活的革命力量。这一派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话: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以
解释世界为限，而应当更进一步去改变世界。这一派的名字是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的组织者和领袖是弗·伊·列宁。

Excerpt From 《斯大林全集》 斯大林论两派马克思主义者

德国的特点

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
也就足够了! 

现在让我们引证一下恩格斯1874年谈到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意义问题时所发表的意见吧。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像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来看是非常有教益的，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们从那部早已成了非常罕见的珍本书的《德国农民战争》的序言中，摘引很长一段话而埋怨我们: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 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 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把各个行业组织得很好，但是前进得很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按巴枯宁不伦不类的模式传播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 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以罕见的理解力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 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实践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件究竟能让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言的。但是，可以相信， 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赋予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愈来愈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愈来愈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刻牢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这样前进，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 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恩格斯的话果然有先见之明。几年之后，德国工人遇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样意外的严重考验。而德国工人确实是有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考验，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这次考验。

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无比严重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70年代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 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

Excerpt From 列宁《怎么办》

......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Excerpt From 恩格斯《革命前夕的德国》

总结：德国社会主义发展得好，一是因为德国有出色的思想家，黑格尔、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功劳很大，二是因为德国人吸取了其他国家的经验

理论的意义

(一)理论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是实践重于理论，就是说，列宁主义的主要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为事实，是“执行” 这些原理，至于理论，列宁主义似乎是很不关心的。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屡次嘲笑列宁对于理论，特别是对于哲学的“不关心”。 大家也知道，现在许多列宁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不很喜欢理论，特别是因为他们由于环境关系而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实际工作。我必须指出: 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所持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是丝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向是和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对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说过和重复过几十次下面这个著名的原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列宁比谁都更了解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党这样一个党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党负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因为我们党处于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列宁还在一九○二年预
察到我们党的这种特殊作用时，就认为必须指出: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几乎用不着证明，现在当列宁的关于我们党的作用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列宁的这个原理具有特别巨大的力量和特别重大的意义。

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从恩格斯到列宁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起来，并从各方面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这是一个极重大的任务，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 正是列宁，——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列宁异常重视理论的最明显的表现。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应当随同每一个新的伟大发现而采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个任务。 大家知道，喜欢嘲笑列宁“不关心”哲学的普列汉诺夫竟不敢认真着手执行这个任务。

Excerpt From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特点是: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只有个别贫农集团加入集体农庄，现在中农也大批加入集体农庄了。这就是说，集体农庄运动已经由劳动农民个别集团和个别阶层的运动变成几百万几千万基本农民群众的运动了。这一点也应该用来说明下面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具有强大的日益增长的反富农的巨浪性质的集体农庄运动， 正在自己的道路上扫除富农的反抗，击破富农，为农村中大规模的社 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

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理由以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工作成就自豪，那末关于我们在一般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理论工作成就就不能这样说了。而且应当承认，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 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但是，理论工作不仅必须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要超过实际工作，武装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不想在这里多讲理论的意义。你们对于理论的意义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而且不能不具有莫大的意义。糟糕的是我们正是在这方面，在我国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开始跛脚了。

否则又怎样解释在我们这里，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关于我国经济问题还流行着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呢?怎样解释这些大大小小的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呢?怎样解释马克
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这些能消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的特效解毒剂竟开始被遗忘，不在我们报刊上广泛宣传，不知为什么没有被提到首要地位呢?不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作不调和的斗争，就不能彻底战胜阶级敌人，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为了不落后于实践，必须立即根据新的情况研究这一
切问题。不这样就不能战胜那些引起我们实际工作者思想混乱的资产阶级理论。不这样就不能根除这些已经成为顽固偏见的理论。因为只有和理论上的资产阶级偏见作斗争，才能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

Excerpt From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批评与自我批评

同志们，这并不是说我们党内没有什么缺点。不，缺点是有的，并且是严重的。让我来略为谈谈这些缺点吧。

例如拿党组织对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的领导工作来说。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一切都很好呢?不，并不是一切都很好。我们这里不仅在地方，甚至在中央，往往有人可以说是用私人情面、用家庭方式来处理问题。比如说，某个组织的上层领导者伊万·伊万诺维奇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搞坏了工作。但伊万·费多罗维奇却不愿意批评他，不愿意揭露他的错误，不愿意纠正他的错误。他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不愿意“树敌”。犯了错误，搞坏了工作，这有什么要紧!我们中间谁不犯错误呢?今天我原谅他伊万·费多罗维奇，明天他就会原谅我伊万·伊万诺维奇。因为怎么能担保我自己也不犯错误呢?客客气气，舒舒服服。既和气，又友好。人家不是说放任错误就是败坏我们的伟大事业吗?不要紧!也许侥幸能凑合过去。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某些负责工作人员的通常论调。

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批评整个世界的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翻天复地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某些同志的安宁而放弃自我批评，那末除了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毁灭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喊声:“对!”鼓掌。)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这是马克思 的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如果我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者不正视我们自己的缺点，而用私人情面来处理问题，互相包庇错误，让脓疮在我们党的机体内部蔓延滋长，那末谁来纠正这些错误和缺点呢?

如果不肃清我们当中在处理我国建设事业各种极重要问题时的这种庸俗习气，这种讲私人情面的作风，那我们就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就一定会灭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如果拒绝诚恳坦白地进行自我批评，拒绝诚恳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我们就是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堵塞改进我们事业的道路，堵塞保证我们事业获得新成就的道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要知道，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样样向上的。不，同志们，我们还有阶级，我们国内还有矛盾，我们有过去的东西，我们也有现在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这种种东西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波浪上一帆风顺地前进。我们是在斗争中、在各种矛盾的发展中、在克服这些矛盾中、在发现和消除这些矛盾中前进的。

只要还有阶级，我们就永远不能说:好，谢天谢地，现在算是万事大吉了。同志们，这种情形我们是永远不会有的。

在我们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 易地死去，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

在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生长。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易地生长起来的，它们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喊声:“对!”鼓掌。)

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生长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的基础。我们如果不以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态度坦白地诚恳地指出和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那我们就会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但我们是要前进的。正因为我们要前进，所以我们应当把诚恳的革命的自我批评当做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不然就不能前进，不然就不能发展。

但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差。而且只要有一点成绩，就忘记缺点，心满意足，自高自大起来。有了两三次大的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再有两三次大的成绩，就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但错误依然如
故，缺点也还照样存在，让脓疮在我们党的机体内部蔓延滋长，于是党就害起病来了。
 
第二个缺点就是把行政方法搬到党内来，用行政方法代替党内有决定意义的说服方法。这个缺点的危险性并不亚于第一个缺点。为什 么呢?因为它会造成一种危险，使我们那些具有自动精神的党组织变 成空洞无谓的文牍主义的机关。既然我们有不下于六万个最积极的工作人员分布在各种经济机关、合作社和国家机关里，并在那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那就应当承认，其中一部分人在同这些机关里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时有时自己也传染上官僚主义，并且把它带到党组织里来。 同志们，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不幸，因为只要还有国家，这种现象总会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存在。正因为这种现象在生活中有一定的根源，所以我们必须武装起来同这种缺点进行斗争，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吸收他们参加解决我们党的领导方面的种种问题，不断地发扬党内民主，不容许在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中用行政方法代替说服方法。

第三个缺点就是我们一些同志总是希望顺水行舟，平安无事，不问前途，不顾将来，只求周围一片节庆气氛，只求我们每天都举行庆祝大会，到处都听到掌声，使我们每个人都能轮流选入各种名誉主席
团。(笑声，鼓掌。)

这种只希望到处看到节日气氛的心理，这种只醉心于装饰门面、醉心于庆祝各色各样需要的和不需要的纪念节日的心理，这种只愿意随波逐流、不管我们会被冲到哪里去的心理，(笑声，鼓掌。)——
这一切就构成我们党的实践中的第三个缺点的实质，构成我们党的生活中我们各种缺点的基础。

你们看见过这样的船夫吗?他们老老实实地划船，划得汗流满面，但是不知道流水会把他们冲到哪里去。我在叶尼塞河上看见过这样的船夫。这是一些诚实的、不知疲倦的人。但是他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而且不愿意知道波浪会把他们冲到使他们遭到灭亡的危险的礁石上去。
 
我们有些同志也是这样。他们老老实实地双手不停地划船，随波逐流，至于流水会把他们冲到哪里去，他们不仅不知道，甚至不愿意知道。没有前途的工作，没有舵没有帆的工作，——这就是只想随波逐流的心理所造成的后果。

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很清楚的:起初他们身上渐渐发霉，接着他们就变得暮气沉沉，随后他们就陷入庸俗的泥潭，末了他们就变成十足的庸人。这就是真正蜕化的道路。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党的实践和我们党的生活中的一些缺点，关于这些缺点，我向你们说了一些不大中听的话。

Excerpt From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总结：
1.共产党员是批评整个世界的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翻天复地的人。不懂得批评的艺术的党员不是好共产党员。
2.要说服不要压服。说服是对待朋友的方法，压服（官僚主义）是对待敌人的方法。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不应敌我不分。

论组织工作

中央在这里所遵循的是列宁的英明思想: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挑选人材和检查执行情况。 

关于挑选人材和撤换那些不称职的人，我想说几句话。 除了我们一致认为必须撤职的那些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以外，我们还有两种工作人员阻挠着我们的工作，妨碍着我们的工作，不让我们前进。

 一种工作人员是那些过去有过一些功劳而现在已经成为要人的人，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和苏维埃的法律不是为他们而是为傻瓜制定的。这些人并不认为执行党和政府的决议是自己的义务，因而破坏党和国家纪律的基础。他们违反党的纪律和苏维埃的法律是指靠什么呢?他们指靠苏维埃政权会因为他们过去有功而不去触犯他们。这些妄自尊大的要人认为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可以违反领导机关的决议而不受惩罚。对这种工作人员该怎么办呢?必须毫不犹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不管他们过去有过什么功劳。(呼喊声:“对!”)必须把他们降职并把这件事在报纸上公布。(呼喊声:“对!”)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打掉这些妄自尊大的官僚主义要人的傲慢习气，叫他们安分一些。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在我们整个工作中加强党和苏维埃的纪律。(呼喊声:“对!”鼓掌。)

现在来谈第二种工作人员。我指的是那种爱说废话的人，可以说是一些老实的爱说废话的人，(笑声)是一些忠诚于苏维埃政权但是不会做领导工作，不会组织什么工作的老实人。去年我曾经和这样一个同志谈过话，这个同志很受人尊敬，但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爱说废话的人，能够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沉没在废话中。下面就是这一次的谈话。

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笑声)

我问:那末结果怎样呢? 

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笑声) 

我问:那末以后又怎样呢?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笑声) 

我问:究竟怎样了?
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笑声) 

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哈哈大笑)

这就是爱说废话的人的面目。他们动员起来了，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他们既有转变，又有进展，可是工作却没有动起来。

这和不久以前一位乌克兰工人所描述的某一组织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有人问他这个组织有没有路线，他回答说:“路线吗...... 路线当然是有的，只是工作看不见。”(大笑)看来这个组织也有老实的爱说废话的人。

当我们把这些爱说废话的人撤职，把他们远远地调离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摊开双手困惑不解地问道:“究竟为什么要把我们撤职? 难道我们没有把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做了吗?难道我们没有召集突击队员大会吗?难道我们没有在突击队员会议上宣布党和政府的口号吗? 难道我们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选为名誉主席团吗?(大笑)难道我们没有给斯大林同志拍致敬电吗?——你们究竟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哈哈大笑)

对这些不可救药的爱说废话的人该怎么办呢?要知道，如果仍然让他们担任实际工作，他们就会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沉没在滔滔不绝的废话中。显然，必须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派他们去做别的非
实际的工作。实际工作中是没有爱说废话的人的位置的。(呼喊声:“对!”鼓掌。)

Excerpt From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实际上我们所提拔的，举例来说，常常是善于写作或善于讲话的同志，而不是一个能实行的人，因而这个同志做斗争工作就不如另外一个适宜，另外一个或许不那样善于写作或讲话，但确是一个忠实的同志，具有创造力、接近群众、能参加战斗并且能领导别人参加战斗。关门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或空谈家把我们忠实的群众工作者、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排挤出去，不已经是常有的事吗？

Excerpt From 季米特洛夫《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

对自发“论”的批判

(二)对自发“论”的批判，或关于先锋队在运动中的作用。自发 “论”是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是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反对使工人运动循着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路线行进，而主张使工人运动仅仅循着资本主义“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线行进，完全主张采
取“阻力最小的路线”。自发论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自觉的水平， 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觉悟成分不致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依从自发运动，做运动的尾巴。自发论是降低觉悟成分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这个理论就已经登台，而在实际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谓“经济派”否认俄国有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鼓吹运动中的工联 主义政策，把工人运动完全交给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 旧“火星报”的斗争和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对“尾巴主义”理论的精彩批判不仅粉碎了所谓“经济主义”，而且还建立了俄国工人阶级真正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

当时如果没有这个斗争，就休想在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就休想使这个党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可是，崇拜自发性的理论不仅是俄国的现象。它在第二国际所有的党内都是流行得最广泛的，虽然形式稍有不同。我指的是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这个理论为一切事物辩护， 使所有的人都调和起来，当某些事实已经被大家听厌以后，才指出这些事实并加以解释，而指出以后，就万事大吉。马克思说:唯物主义 的理论不能只限于解释世界，它还应当改变世界。可是，考茨基及其同伙却不管这一点，他们宁愿停留在马克思的公式的前半段上。

请看应用这个“理论”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吧。有人说，在帝国 主义战争以前，第二国际各党曾经发表恐吓言论，说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它们就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有人说，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这些党却把“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个口号束之高阁，而实行了一个相反的口号——“为帝国主义祖国而战”。有人说，这样变更口号的结果，几百万工人牺牲了生命。可是，如果以为这里应该归咎于什么人，这里有什么人叛变了或出卖了工人阶级，那就错了。绝 对没有这样的事情!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这样发生 的。第一、因为国际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工具。第二、 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生产力水平”下，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应该 归咎于”“生产力”。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正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而谁要是不相信这个“理论”，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的作用呢?党在运动中的意义呢?可是，党对于像“生 产力水平”这样的决定因素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假冒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来。 几乎用不着证明，这个以掩盖机会主义的真面目为使命的冒牌 “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就受到列宁攻击的那个“尾巴主义”理论在欧洲的变形罢了。

几乎用不着证明，打破这种理论上的假冒，是在西方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的先决条件。

Excerpt From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论宣传工作

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借以巩固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另一件很要紧很重大的工作，就是党的口头上和刊物上的宣传鼓动工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工作，提高党及其工作人员的
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

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极重要意义，关于对我们工作人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极重要意义，大概已没有必要再来大谈特谈了。我所指的，不仅是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共青团、工会、商 业和合作社组织、经济组织、苏维埃组织、教育组织、军事组织及其他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调整党的成分和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的事情，尽可以做得很满意;提拔干部、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尽可以做得很满意;这一切尽可以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却因某种缘故而搞得不好了，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干部的工作松懈了，如果我们对提高这些干部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削弱了，而干部本身又因此而不再关心我们的发展前途，不再了解我们事业的正确性，而变成一些前途茫茫，盲目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事务主义者，那么我们国家和党的整个工作就一定会削弱。
 
在国家和党的任何一个工作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 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来培养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从政治上来锻炼他们，使他们能够在国内和国际的局势中毫无困难地辨别方向，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成为有能力解决国家领导问題而不犯严重错误的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那么我们就有一切根据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十分之九已经解决了。 而这个任务，我们无疑是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有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可能。

我们年轻干部的培养和形成，通常都是按各个科学技术部门，按各个专业进行的。这是必要的，适当的。没有必要使一个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有一 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因为，那种局限于自已的专业，譬如说局限于数学、植物学或化学，而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尽管他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决不能认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列宁主义者不能仅仅是他自己所喜爱的那门科学的专家，他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应当密切关心本国命运，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善于运用这些规律，并力求积极参加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当然，这对于布尔什维克专家来说是一种附加的负担。但是，这是一种大有出息的负担。

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Excerpt From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1898年9月，谭嗣同带病入京，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参与新政，称军机四卿，担任拆阅章奏、起草上谕的工作。13日，光绪帝密诏康有为，声言“郑位几不保”。谭嗣同主张请新建军督办袁世凯相助，于是深夜探访，约定由袁杀荣禄以除旧党，结果被出卖，慈禧再度训政，光绪遭禁，“六君子”于9月25日被捕。被捕前一日，日本友人劝其东游避难，但谭嗣同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民众，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被捕后题诗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终尚念：“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从容就戮。谭嗣同的殉难，是一个思想家有意作出的抉择，是他的仁学思想发展的极致。他用自己殷红的鲜血为其仁学打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

仁之乱也，则于其名。名忽彼而忽此，视权势之所积；名时重而时轻视习俗之所尚。甲亦一名也，乙亦一名也，则相持。名名也，不名亦名也，则相诡。名本无实体，故易乱。名乱焉，而仁从之，是非名罪也，主张名者之罪也。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乎！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乱于名也，亦其势自然也。中国积以威刑箝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箝制之器。如曰"仁"，则共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等一切分别等衰之名，乃得以责臣子曰："尔胡不忠，尔胡不孝，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必不能以此反之。姓或他有所摭，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出，反更益其罪，曰"怨望"，曰"觖望"，曰"怏怏"，曰"腹诽"，曰"讪谤"，曰"亡等"，曰"大逆不道"。是则以为当放逐，放逐之而已矣；当诛戮，诛戮之而已矣；曾不若狐豚之被絷缚屠杀也，犹得奋荡呼号，以声其痛楚，而人不之责也。施者固泰然居之而不疑，天下亦从而和之曰："得罪名教，法宜至此。"而逄、比、屈原、伯奇、申生之流，遂衔冤饮恨于万古之长夜，无由别白其美。实不幸更不逮逢、比诸人之遭，则转厚被之以恶名。《易》曰："丰其蔀，日中见斗。"此其黑暗，岂非名教之为之蔀耶？然名教也者，名犹依倚乎教也。降而弥甚，变本加厉，乃亡其教而虚牵于名，抑惮乎名而竟不敢言教，一若西人乃有教，吾一言教即陷于夷狄异端也者。凡从耶教，则谓之教民，煌煌然见于谕旨，见于奏牍，见于檄移文告，是耶教有民，孔教无民矣。又遇中外交涉事，则曰："民教相安"，或曰："反教为民"，煌煌然见于谕旨，见于奏牍，见于檄移文告，是惮乎教之名，而世甘以教专让于人，而甘自居为无教之民矣。嗟乎！因卫教而立名，不谓名之弊乃累教如此也！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观夫乡社赛会，必择举一长，使治会事，用人理财之权咸隶焉。长不足以长则易之，虽愚夫愿农，犹知其然矣；何独于君而不然？岂谓举之戴之，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一切酷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镬刀锯，不以为怪，固已大可怪矣，而君之亡犹欲为之死节。故夫死节之说，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然则古之死节者，乃皆不然乎？请为一大言所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人之甘为宦官官妾，而不免于匹夫匹妇，又何诛焉？夫曰共举之，犹得曰吾死吾所共举，非死君也；独何以解于后世之君，皆以兵强马大力征经营而夺取之，本非自然共戴者乎！况又有满、汉种类之见，奴役天下者乎！夫彼奴役天下者，固甚乐民之为其死节矣。

世间无淫，亦无能淫者；无杀，亦无能杀者；有善，故无恶；无恶，故善之名可以不立。佛说："自无始来，颠倒迷误，执妄为真。"当夫生命之初，不问何一入出而偏执一义，习之数千年，遂确然定为善恶之名。甚矣众生之颠倒也，反谓不颠倒者颠倒！颠倒生分别，分别生名。颠倒，故分别亦颠倒。谓不颠倒者颠倒，故名亦颠倒。颠倒，习也，非性也。

戒淫者曰："而勿淫"，是淫之心由是而启也。不惟人以为禁为耻为讳，又自禁之，自耻之，自讳之，岂不以此中有至甘焉，深耽笃嗜，惟恐人之讥责，而早为之地耶？迂儒乃曰："以此防民，民犹有踰者，奈何去之？"是果以防为足断淫耶？淫者自淫，防岂能断耶？不淫自不淫，抑岂防之力耶？且逆水而防，防愈厚，水力亦愈猛，终必一溃决，泛滥之患，遂不可收拾矣。水患，防所激成，淫祸亦禁与耻与讳所激成也。

各教教主，皆自匹夫一意孤行而创之者也。盖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无畏则无所用机矣。佛一名"大无畏"。其度人也，曰："施无畏。"无畏有五，曰：无死畏，无恶名畏，无不活畏，无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而非慈悲则无以度之。故慈悲为心力之实体。今夫向人涕泣陈诉，恻怛沈痛，则莫不暂释其机心而哀怜之。彼伪悲而不慈，奚足感人若此，又况以天地民物为无量之大慈悲乎！

列宁针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到反动工会中去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进行合法斗争的错误言行，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工会和议会的基本原则。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成立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大进步，实现了初步阶级联合，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工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还出现了“工人贵族”。“左派”共产党人以此为借口拒绝参加反动工会，“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影响”。共产党人应当做到“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